回顾今年以来的两次降准，第一次降准发生在2月24日，央行于春节前同样启动了天量逆回购，伴随的是资金面的严重紧张，2月初逆回购资金到期，资金面再度趋紧，央行适时下调了存准。
例如陈有西的《重庆三论（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贺卫方的《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范忠信的《李庄案的法理和伦理反省》、童之伟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等，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前，虽未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主要在网络上流传），但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实事求是而言，改革在"顶层设计"上仍然混沌，这表现为对法治、民主和宪政三个核心问题存在很大分歧。
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权力资本化趋势比较明显，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较低靡。（二）复合民主制林尚立认为，复合民主是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下，人民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民主实践与党的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实践的有机复合，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取向。面对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所暴露的转型困境、政治滞胀、权力内卷化等深层次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社会普通民众，都对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大政方针抱有相当期待。[2]当代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宪法学界长期以来就有提倡以司法机关作为宪法审查机关，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的观点学说，这都需要以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等司法改革措施为条件。[17]学者对如何实现民主提出了很多方案。要解决中长期增长的问题，必须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继续演绎私有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不是私有化，而是两条腿走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银行的角度看，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比较高。二是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教育体制，提高中下层老百姓经济上的安全感，从而提高他们的需求欲望。
从第二个公式描述的微观经济变量来看，私有化本身只会加剧总需求不足——企业为了提高微观经济效益而削减工资，从而导致收入更加不公，总需求更加不足，使宏观经济变量更加不平衡，总体经济效益低下。提倡私有化的人回避了调整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这个关键问题。
这种财富集中本身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它无法增加总需求，也不能有效刺激供给，还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益。为了厘清看法，让我们先看看两个公式：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额利润=销售收入-成本第一个公式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公式。这又是不了解现代金融市场运作导致的一种误解。
所以，在美国中小企业也面临贷款难、贷款利率比较高的问题。比如，本来可以用于实体投资的100亿私人资本，现在用于收购国有企业，结果可能就是相当于实体投资被挤出了100亿。无论是存量资产的私有化，还是增量资产的私有化，其本身就是把社会资产大规模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又是一个违背常理的错误命题。
这个总需求不足就是困扰中国经济的原因。为此，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比如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税收（比如遗产税、财产税、财产馈赠税）等等。
所以，分配体制改革才是寻求真实和可持续增长的切入点。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使把中国国有银行私有化了，为了经济的健康，银行也依然需要容易赚钱。
最近，关于私有化的讨论比较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当然会根据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来决定贷款和利率。因此，就破解当今中国经济的难题而言，公平和效益是统一的。在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的前提下，坚持这两条腿，坚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才能有效刺激供给，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总之，私有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经济条件下，为中国开出的错误药方，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缺乏基本的实证依据。
总之，中小企业贷款难、资金难，不是国企导致的，私有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点。
这种国退民进的结果，只不过是私有资本的投资替代了政府或国企的投资。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私有化这个药方开错了。
此外，美联储还通过接近零利率的短期利率政策，为银行提供几乎免费的贷款，去购买美国国债，去发放房屋贷款。私有化也因而包括存量资产的私有化和增量资产的私有化。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甚至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呈结构性疲软，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面临长期的困难，出口这个引擎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强劲地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为银行创造一个稳定而低风险息差收益的方式，也是其他发达国家缓解银行危机的一个普遍的政策手段。私有化导致职工大量下岗，工资下降，医疗等社会保险大幅度下降，导致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更加严重，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按这个思路进一步搞私有化，岂不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它已被一些企业的私有化所证实。
有些人把效益同公平对立起来，把做大蛋糕同分蛋糕矛盾起来，主要是受了这个公式的影响。显然，这两类私有化不仅恶化了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而且同提倡者的预期相反，也都不能起到有效刺激供给的目的。
私有化回避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要求改变所有制，即改变生产组织结构，这实际上是从供给入手来破解中国经济的难题。从总需求不足的结构看，主要是中下层老百姓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但是，当一个社会的工资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消费的严重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当今中国，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益，加大不公平就会加剧整体的低效益。
比起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在技术、市场、产品、管理等方面，一般都不如大企业。因为，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使GDP的增长率低于其潜在能力，导致经济的低效益。私有化能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许多贷款，而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难，所以私有化有利于解决这些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按照经济总量的这种关系，在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严重的情况下，公平和效益是一致的。
我们暂时不讨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但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去刺激供给，是不是南辕北辙，开错了药方？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经济更加生产过剩？在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选择刺激供给，这是私有化思潮本身的非理性。所以，银行业赚钱容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内需本来一直不足，再加上出口相对疲软，总需求就更加不足。总之，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私有化会导致总体经济效益下降。
国企私有化能刺激投资吗？私有化的思路是要从刺激供给的角度来解决被总需求不足困扰的中国经济难题。所以，总需求不足显然是分配体制导致的。